在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已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上海，近来提出要全面推进这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是要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以“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为最新定位的上海，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谋求自我转型与发展，以期在“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的远景目标实现过程中，形成能够确保跨越式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力。
上海为什么要提出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字化转型？上海本轮的战略设计将在多大程度上引领这座城市的产业变革与发展升级？处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上海如何在把准当今世界产业与技术发展脉搏的基础上，以深层次的自我革命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把握，确立自己在21世纪上半叶的竞争优势？这些不仅是摆在决策者和执行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乎每一位市场参与主体与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的现实命题。
从上海的转型发展动力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部变量，本身并不构成这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性动力，但是城市管理者却通过应对疫情的实践探索深切感受到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与巨大发展机遇。上海一年来的疫情防控经验表明，其已能在精准化管控风险的同时，又能做到城市的有效运转，这不仅体现在基于“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基础上的大数据排筛能力与终端应急反应模块的高效率运转，也从上海在过去一年里迅速切换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基于数字化转型催生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等，大大激活了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平衡能力。概言之，经济高度外向化的上海，能在2020年实现1.7%的经济增速，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的及时补位密切相关。
从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全面强化“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的内生性要求来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上海在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全球或区域性城市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竞争中获得先导性优势的关键之举。
近年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纷纷提出数字化发展图景并给出了具体的路线图，尤其是美国、新加坡正在全力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上海社科院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保持领先趋势，但在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方面存在短板。报告还指出，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数字经济总量已接近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近55%。整个“十三五”期间，上海数字经济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
具体而言，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离不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性条件的数字技术及相关产业的支撑。上海近年来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及“5G+AI+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两网贯穿”，以形成一批引领性工业场景，并在面向医疗、金融、交通等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应用场景等方面，推进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加之目前已有逾200家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说明政策制定者不仅希望通过科创板的制度设计与执行，为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内的高潜力公司提供合理有效的估值和资金支持，更希望在上海诞生出“硅谷+华尔街”式的技术嫁接资本的新模式。显然，科创板的成功运行，结合临港新片区以“科技创新+高端产业”为驱动，在形成全链条“智造港”方面不断取得的新突破，有望锻造出从陆家嘴到临港新片区的超大规模数字产业集中带，进而推升上海在21世纪上半叶的全球竞争力。至于因疫情倒逼而加快发展的数字贸易，也有望成为临港新片区在全球新一轮贸易分工中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所积累的大量工业数据、贸易数据和金融数据，如果能在一体化的数据平台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加以运用，将能很快形成数字贸易的便利化体系，从而为做大做强数字贸易产业集群奠定扎实基础。
最后，从上海经济发展的能级来看，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上海如何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契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前瞻的思维，更加敏锐的技术判断能力，在把准当今世界产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以深层次的自我革命谋求二、三产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培育一批千亿元级乃至万亿元级的支柱产业，已是刻不容缓的战略命题。基于此，上海亟需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结合在金融市场尤其是人民币资产配置与定价、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系统集成、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优势，力争培育出一批高度重视人类未来消费体验并进行前瞻性研发与测试的独角兽企业，并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以形成能批量催生伟大公司的厚实土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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