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终端消做促强国内市场

    陈涛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研究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是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必要之举。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动力换挡期。经过四十年艰苦卓绝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彻底摆脱物资短缺状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不仅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外部压力，而且自身也将会逐步成长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美国、日本的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而我国个人消费占比始终在四成左右徘徊。特别是近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虽有居民收入增收同步经济增长放缓原因，但反观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居民国外旅游消费意愿却在逐年增强。值得关注的是，房价快速上涨也进一步挤压消费增长空间，名义财富增长效应对消费扩张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2018年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增速呈现出波段性放缓。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4.1%，增长空间较过去明显收窄，一定程度反映出城市居民消费意愿增长动力不足。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社会终端消费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消费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还需进一步巩固。

    当前既要刺激居民消费意愿，也要释放居民消费空间，这有赖于相关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首先，要深入贯彻落实房住不炒。房价高位运行对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挤压已经显现。截至2018年11月末，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1%，较上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增速也是波动放缓。从绝对价位而言，经历2016年那波房价快速上涨后，当前我国热点城市房价与居民收入背离上涨，已经一定程度导致中等以下收入人群消费趋向谨慎，定期偿付住房按揭贷款本息压力，对新就业人群尤为明显。因此，要深入落实房住不炒，坚持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关键是要压实城市政府的主体责任，督促其完善城市住房体系，加快保障房供应，完善保障房管理制度，避免房价大幅波动，以时间换空间，逐步缓解中等以下收入人群的住房压力，提高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

    其次，要着力释放中等收入以下人群的消费增长空间。毋庸置疑，中等收入人群边际消费系数要大于高收入人群。当前我国在减少中等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负担同时，也要针对中等收入人群消费特点，选择性提供消费激励，刺激消费意愿，这样才能达到减税想要达到刺激消费的结果。当前要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优惠，引导城市家庭提高文化、教育、育幼、旅游、医疗、高科技等非物质领域的消费需求，增强消费能力，强化商品质量管理，让老百姓消费放心，这也是有效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引擎。同时，也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激发释放农村消费增长空间，保护农村消费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完善市场化的服务性消费机制。应该看到，居民物质消费空间相对有限，但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消费增长空间广阔，关键是要建设市场化的教育、医疗服务体系，既要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提供差异化选择。一线城市学区房热、就医难等问题，某种程度折射出我国私立教育和市场化医疗供给的不足，这既包括服务的质量，也包括服务的监管。其实，包括生活性服务消费在内，只有通过持续强化和有效的管理，才能建立可信赖的服务供给体系，达到刺激城市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的目的，还能解决社会就业。

    第四，要在扩大高品质商品进口同时激励国内产品创新。我国供应体系要从“大而全”向“全而精”转变。扩大高品质商品进口，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进口高品质商品消费，也能刺激附属服务和产品供应。同时，也要激励国内企业加大创新转型，弘扬工匠精神，使得国内供应体系转型升级，掌握市场核心竞争力。因此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步实施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通过市场机制鼓励新技术应用推广。

    第五，要稳定社会就业。稳定的社会就业环境是稳定社会消费的前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应该看到，稳定社会就业，既需要稳定就业岗位的供应数量，也要改变社会就业观念。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眼高手低”，若不能适应社会就业需要改变择业观念，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很容易会引发摩擦性失业问题。同时，国家也要致力于保障就业人群的合法权利。

    综合来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了我国要高度重视终端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既要生产高品质的商品，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也要深入落实房住不炒，释放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反过来又可以引导国内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