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并通过专项督查加大相关政策执行力度,极大改善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有效带动去年底、今年初民间投资增速的企稳回暖,1月份至3月份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回升到7.7%。但进入4月份以后,民间投资又呈现出小幅回落态势,1月份至10月份民间投资增速已下滑到5.8%。
总体来看,当前民间投资的放缓不必过于担忧。其一,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有关,而且降幅相对温和,调整幅度也处于正常范围,与去年的大幅下滑有显著不同。其二,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效应有关。随着政策的持续加码,去年下半年民间投资加快增长,由此导致的高基数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当前的同比增速。其三,民间投资行业结构持续改善。今年1月份至10月份,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均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2%。从制造业的情况来看,1月份至10月份同比增长4.1%,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速分别为-12.7%和-8.3%,是拉低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的主要因素;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8.9%、12.6%和9.2%,代表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和消费升级方向的制造业民间投资快速增长,表明民间投资向产业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态势日益凸显。
促进民间投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九大报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论述,表明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和挑战,也将对民间投资形成较大制约。将国企改革作为促进民间投资的突破口,是一项互利共赢的战略举措。对于民间资本来说,本轮国企改革从总体思路、涉及领域、囊括企业、保障措施来看,力度空前,除去部分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领域,对于民间资本基本不设禁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资本规模和实力有了质的飞跃,部分企业已具备深度参与国企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民间资本通过参与国企改革,可以更好地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拓宽投资渠道和市场空间,在实现资产增值保值的同时,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做出更大贡献。对于国企改革来说,一是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治理架构,建立分工明确、权责清晰、运作协调、决策民主、制衡有效的多元化治理体系。二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管理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下,政府财政投资比重将逐渐下降,民间资本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间投资参与国企改革将对国有企业资本形成有效补充,降低国企杠杆率,确保国企资本充足率保持在稳定合理的水平。三是相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来说,民间投资更“聪明”、更市场化,有利于推动国企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和资本约束机制的建立,通过更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约束,合理确定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形成平衡的资产负债结构。
当前,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仍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一是制度约束,在部分行业和区域的政策体制和市场环境仍有待完善,民资仍无法享受与国资同等的待遇和竞争环境,比如受财税、金融等政策制约,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依然难解。部分领域对民资仍有较高的准入门槛,民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二是行业约束,部分国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结构性过剩问题较为严重,企业经营负担较重。随着去产能和环保限产推进,这些行业经营风险加大,对民企投资意愿形成较大制约。三是方式约束,民资参与国企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细节问题,参与方式(包括公开转让、承包经营、租赁、兼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持股比例(比如控股、参股、全资收购、优先股等)、出资形式(比如货币、实物、产权等)、转让价格等问题需要明确,与国资监管的关系需要理顺等。
将国企改革作为促进民间投资的突破口,需要加快传统产业中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等新动能的培育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向这些领域转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破除行业隐形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尊重和维护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重点落实财税、金融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合民营企业的融资模式,加快推进IPO改革、新三板建设、规范完善“四板”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减轻民营企业负担。此外,进一步加强对民间投资参与国企改革的相关政策督查,加强相关部委、各级政府的协调性,形成政策合力,强化责任追究,打造公平营商环境。
(作者系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