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天晓
2019年可转债、可交换债市场出现井喷，据Wind数据统计，仅2019年全年共发行超过150只可转债，其中126只为公开发行，规模接近2700亿元，比2018年增长约240%；可交债也出现爆发，全年发行近60只。可转债、可交债的向上行情让参与机构和投资者获取了良好的收益。近年来，云南信托加强主动研究，并成为为数不多的发行可转债、可交债信托产品的信托公司。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就信托公司如何参与可转债、可交债市场以及云南信托的相关实践，专访了云南信托总裁舒广。
《证券日报》记者：近年来可转债/可交债规模出现井喷，信托如何参与可转债、可交债市场？
舒广：信托公司参与可交债市场的方式可以是主动募集资金参与可交债的投资，也可以为大股东在发行可交债之前提供过桥贷款等等。
信托公司参与可转债市场，除了募集资金主动投资之外，还可以利用自营资金参与转债打新，为大股东参与转债配售提供融资，为转债的战略投资者提供融资等多种灵活的业务模式。
《证券日报》记者：在资管新规推出后，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将目光转向以前相对不重视的债券业务，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相对于其他机构，信托公司有没有一些相对优势？
舒广：信托公司加大对债券业务的关注，主要是为了顺应资管新规关于转型的要求，响应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号召，更好地服务客户，加强差异化的资管能力和为融资客户提供特色服务的能力。
信托公司的优势在于多年深耕债权类融资业务所积累的风控经验、客户资源和募集能力。首先，各家信托公司在开展债券业务时，越来越重视风控水平的提高。构建科学、严谨的风控理念，已经成为各家信托公司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其次，信托公司长期以来广泛服务各类融资客户，对市场上各类融资主体的信用情况非常了解，对这类资产的风险定价能力，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再者，从募集能力来看，信托公司在品牌信任、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此外，信托公司庞大的管理规模，也使其积累了大批的优质客户资源。
《证券日报》记者：云南信托何时开始对可转债、可交债业务进行系统化研究？为何开展这一业务？目前业务量有多少？
舒广：2015年底，云南信托成立了首个投资于可交债的信托产品，之后一直密切关注这一市场，并于2017年中旬，引入了专业团队，强化可交债、可转债业务的系统化研究。公司在原有的资本市场业务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可交债、可转债服务体系（比如信息跟踪体系、投研体系和投资决策体系）。
像普通债券一样，可转债能为持有人提供固定的票面利息，但当股市走牛的时候，可转债的价格又会跟随正股一同上涨。对于低风险偏好、投资时间至少在两三年以上的长线资金来说，可转债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A股整体处于低位，长期来看并不悲观，但当短期的不确定性增加时，较适合布局可转债。据此，云南信托选择可转债作为多个差异化竞争路线之一。特别是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云南信托进一步对这类净值化标准资产的投资业务予以重视，在系统建设、投研建设和销售队伍建设中重点发力。
目前云南信托投资于可交债、可转债的产品规模已超过10亿元，已经退出的可交债项目在2018年、2019年均取得了年化10%以上的投资回报，目前存续可转债产品2019年全年累计涨幅已达15.77%，存续的可交债产品由于尚未换股，但也为委托人创造了不错的持有回报。
《证券日报》记者：2020年可转债市场的投资应把握哪些因素？债券是标准化的业务，而信托公司以往擅长的是非标。在转型的过程中，有哪些短板要逐步突破？云南信托是如何做的？
舒广：2020年投资者值得关注被市场明显低估的行业，比如银行类转债、券商类转债；也值得关注未来10年能够引领各行各业发展趋势、持续强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所发行的可转债。
信托在产品端，短板主要是丰富标准化产品类型，提升主动管理能力。云南信托在战略布局上有意识地以科技价值赋能转型，在研究体系中增加了智能投研的辅助作用。利用Python等科技手段，分析金融市场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帮助，以提高传统投研的准确率与效率；在交易方面，通过加大系统投入，提升中后台的效率和反应速度，加强风控模型的运用。
在客户端，转型的短板主要在于改变原有非标客户对信托产品的认知。云南信托注重在销售方面将线下与线上结合，并利用公众号、线上产品系统等新兴的方式，抓住一些对轻便体验有更高要求的合格投资者的目光。公司自主开发的线上平台“惠泽财富”，能够实现线上认购、双录、签约等功能，与客户在线上平台的适时、便捷互动，利于推动投资者教育，也能深入浅出地向客户介绍各类标准化产品、揭示风险，深化客户对产品风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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