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敏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9月25日-27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期间表示,从国家新药重大专项2008年正式实施到2015年中国药品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我国医药创新政策环境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投入给予了重大的推动,资本与医药创新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宋瑞霖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国家新药重大专项加上中央财政支持资金共计233亿元。由于政策的引领,中国医药领域的风险投资和生物基金投资额上升了15倍,从2015年的120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1850亿元。2016年到2020年中国上市的创新药,覆盖了呼吸、心血管、消化道、神经系统、抗肿瘤领域,这也是我国疾病负担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几大疾病领域。
宋瑞霖介绍,中国的医药创新使中国的患者得以更多的获益,以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看,我国的五年期肿瘤生存率提升了10%,达到40%。当然和美国相比,还相差的很大。中国的医药创新随着开放的政策不断实施,不仅有更多的Licensein产品,也有更多Licenseout产品出现,即向外的技术转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宋瑞霖认为,中国的创新药研发面临基础研究薄弱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经费投入的阶段和分配效率在掣肘医药创新;核心资源的生产和供给存在卡脖子的风险;创新的主题机制和评价导向制约了创新的活力;人才能力的结构和评价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去完善。
7月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CDE)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的征求意见稿,强调从患者需求出发,提升新药研发的价值取向。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宋瑞霖表示,从重大专项开始,强调的就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药物审批强调的也是临床价值为导向,未来在经过政策的引领、资本的赋能之后,市场仍然要坚守临床价值为导向,不能来到市场就变成了市场价格为导向,这样的话中国的医药创新前面跑地再猛到最后也不可能走向成功。
“如果一个药物在中国目前没有可替代药物,me-too(跟随)药非劣效性是合理的。但如果有一批me-too药已经申报,后面还在不断申报,那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在创新的路上不能将me-too药和非me-too药,或者me-too药和first-in-class(全球新)对立起来,上述征求意见稿未来需要更加细化,因为我国还有相当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美国目前FDA所批的创新药,一半以上是me-too药。”宋瑞霖表示,中国处于医药创新发展初期,存在大家积极向上的同时有过度集中甚至一哄而上的弊端。为此,他呼吁投资者,要理性。“不管是私募基金还是个人资产都是社会资源,在投资的时候都要理性。”
(编辑 张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