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2026年的经济工作，改革的分量要加重，改革的位次要前移

    今天证券市场年会的主题是“改革与创新资本市场新出发”，围绕这个主题而深入地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可以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规律性认识，即“五个必须”的时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旨在凸显强调的是改革创新。这意味着2026年的经济工作，改革的分量要加重，改革的位次要前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改革与政策的协同效应，推动经济运行与市场预期持续向好”。站在资本市场的立场上，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改革需要特别关注，仔细研究。

    第一项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202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政策取向时强调指出，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这实际上是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提出了要求。其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一是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我们注意到，在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后，就是就业和收入压力增长较大，从而导致了市场预期偏弱。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也提到，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交织叠加。还可以追溯到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具有一个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判断，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上边这几方面的考量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今天的中国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重大意义。能否突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的视野局限，而深入到预期管理层面，特别是将预期管理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供求管理和预期管理三者结合的意义上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直接关系着2026年宏观经济治理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着健全预期管理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关键点。

    一是要将预期因素纳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尽管涉及的因素也比较多，但大体上归类都是供给和需求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加入预期因素，可能是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必须走的一步棋。

    二是要将稳定预期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目标系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这实际上刻画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总体目标。

    三是要将改革纳入到宏观调控操作目标系列。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并非仅仅指政策支持、政策调整，还必须有改革的行动与之相配套，特别是涉及到稳定预期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当把预期因素纳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时，改革创新的意义就更加凸显。

    第二项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所提出的“八个坚持”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际市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实际上是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创新作出了部署。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值得特别提出，那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提振消费，我们所说的提高居民的消费力。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不仅是收入的函数，还是财富积累的函数。恰恰是因为收入和财富积累格局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和财富积累预期的变化，才进而影响或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从扭转人们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预期收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振消费，这对于我们在2026年进一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意义十分突出。今年很多政策安排和改革措施都在做两个方面的区分，当期的消费潜力和长期的消费能力。我们所讨论的政策支持，我们所关注的政策调整，它的作用和功效充其量是释放当期的消费潜力。除此之外，从更长期的发展要求来看，我们还要着重于增强长期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释放消费的潜力和增强消费的能力要同时并举，这实际就是要求通过政策调整来着力释放消费潜力，但是与此同时要通过制度的变革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变革，来增强消费的能力。这至少涉及到如下两方面的改革，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转移支付制度。这两方面的制度总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系列，一旦从这个意义上去聚焦这两项制度，会发现有三个方面的短板弱项是必须着力解决的。其一，无论是社保还是转移支付，它的覆盖范围都是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这主要体现在它是区别城乡不同的区域而实行不同的社保、不同的转移支付制度。其二，无论社保还是转移支付，它提供的待遇都是有薄有厚，而非一视同仁的。这突出体现在这两项制度都是以所有制化解的，编制内和编制外不一样，国有制和非国有制不一样。其三，用于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和资源都是相对不足的。要提振消费，必须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和现代转移支付制度。这两项制度的改革方向大体描述就是要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制度全面覆盖所有领域。与此同时，逐步缩小乃至消除身份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制度无差别适用全体人。

    第三项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规律性认识时，“五个必须”之一还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的是，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是，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句话总体上说是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但首先是对财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之所以要作这样的部署、提这样的要求，主要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依靠内需特别是其中的消费作为主动力和稳定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又是当下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遇到的突出的挑战。因此，要确保“十五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就必须保证经济增长能够维持在合理区间，要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力。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力？它虽然设计的是整个社会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但首先是对财税体制特别是其中的政府收支结构提出了要求。这就涉及到钱从哪里来，钱往何处去。首先是钱从何处来，我们从哪个地方出钱去更多的投资于人？首先要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通过政府支出结构的此减彼增的调整来腾挪必要的资金。要减少投资于物的支出，现实当中就是投资于经济建设的支出。要增加投资于人的支出，现实当中就是要增加社会福利性的支出，这设计上是一种存量调整。与此同时想特别指出的是增量调整，每年通过赤字发行国债筹集上来的新增财源用于何处？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的投资于物，也要适时的向投资于人倾斜，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民生保障等方面，这实际上是对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全面转型提出了要求或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性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增加民生类投资占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是非走不可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