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各行各业的商人组成大大小小的行会，联合起来承受官府“科配”的压力。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卖炭翁》，对每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诗中讲述：两名宦官仅仅用“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代价，就强购了卖炭老翁重达千余斤的一车木炭。按当时的物价，宦官们付出的绢布价值只有炭价的几十分之一，这样的交易实际上和抢劫区别不大。
这种行为属于唐代的一项常见恶政：“宫市”。可以理解为“宫廷采购”。而官府采购则被称为“科配”。宫市和科配是当时政府获取民间商品服务的手段，完全谈不上公正。
对于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工匠来说，商税其实都不算高，要命的就是碰上科配和宫市，一旦运气不好，官府看中了你家的产品，商人无权推辞，只有破家供应。
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政府采购，定价权不在工商业者手中，而是由官宦单方面说了算。古代工商界势力单薄，遇到这种事只有任其宰割。
到了宋朝，情况有了改变，因为北宋的城市化比唐朝更进一步，拥有超过10万户人口以上的城市比唐朝多五倍。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力量远远强于唐朝。各行各业的商人组成大大小小的行会，联合起来承受官府科配的压力。
于是，一次大规模商民抗议运动在北宋立国14年后爆发。公元974年5月，由于官府抓捕在政府采购中不服从的商人，北宋京城的商人联合发动罢市，关闭了京城所有店铺。这一举动逼迫北宋政府开始改变政府采购的规则。
朝廷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杂买务，原则上宫廷和官府采购都需要经过这个部门，而杂买务的采购定价由各个行会每月三次报上来的物价行情而定，比如说，官府12号要采购一批布帛。价格就按10日的布帛行情来确定。如果是22号要那就按20号的市场行情来确定。
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弊病，因为很多商品价格并不那么稳定，某些商品的价格完全是一天一个样。有可能6月1日报上去的价格，到6月9日已经翻了5倍，而杂买务却只肯按1日的价格买单。有位姓曹的粮食商人，就因为破产破家也无法供应官府需要的500石糯米而自杀。
到1073年4月，东京肉行的商人向朝廷上书，希望以后主动每年缴纳一笔附加税“免行钱”，以此换取政府采购能随行就市进行。很快粮食行业的商人也随之跟进。
当时在任的宰相王安石支持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官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商人也不用再遭受科配和宫市的骚扰，所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当然我们知道改革从没有一蹴而就的好事，在具体执行中官吏往往滥收免行钱，或者收了免行钱还是要强行科配。
于是围绕着免行钱到底该不该收，具体该收多少这些问题，宋朝市民和官府不断博弈，从1073年开始持续了约50年的时间，虽然面对官府仍显弱势。但北宋商人至少可以和官府讨价还价，相对于唐朝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长此以往，也许可以探索出一条政府与社会对话的良性互动制度出来。
但北方的入侵打断了这个过程，随着宋朝转向战时状态，财政紧张的官府推翻了过去的改革进展，重新实行以官价科配。南宋的商人对于政府采购定价的发言权彻底丧失，可见内政与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一体两面，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此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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