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会报道组 冷翠华 杨洁 昌校宇 周尚伃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如何进一步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再度成为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顶层设计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回溯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多部门协同推进,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银行与非银机构围绕组织架构、服务模式、产品体系等方面持续重构,加快打通资金向科技产业流动的堵点与难点。
站在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起点,科技金融服务如何实现体系化升级?就此,《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业界专家,围绕拆除融资壁垒、培育耐心资本、构建良性生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全景展现正在加速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培育耐心资本、优化服务供给
要引导资本流向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领域,“指挥棒”作用至关重要。2025年以来,围绕“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宏观部署,相关部门协同发力,聚焦培育耐心资本、优化服务供给,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系列科技金融支持政策,为我国科技金融“大生态”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明确科技金融发展方向,将服务“硬科技”、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引导金融资源向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集聚;二是完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信贷额度倾斜、利率优惠、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科技金融投入;三是推动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完善科创企业融资体系,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都能获得适配的金融支持。这些政策让科技金融从“概念引导”走向“实际落地”。
战略规划率先发力。2025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将科技金融列为首位。这一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了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为后续政策指明了方向。
行业实施方案紧随其后。2025年4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联合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20条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该政策搭建了银行业保险业服务科技创新的核心框架。
多部门协同推进政策落地。2025年5月份,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出15项具体措施完善科技金融体制。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也在持续突破。2025年6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标志着科创板“1+6”改革正式启动。
此外,2026年3月2日,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所长郭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科技金融“大生态”基本完成系统性构建,不仅明确了金融各部门的合力方向和分工配合重点,还形成了“信贷+科创债券+资本市场+保险+创投”的全链条支持科技的融资体系,并且该体系涵盖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到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新的“大生态”切实引导了方向、凝聚了共识、创新了工具、拓宽了融资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多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强化协同配合,系统性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框架,打通了科技金融生态的循环链路。
商业银行提供关键金融支撑
相关政策为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商业银行积极落实,以数字化变革为抓手,重塑科技金融服务逻辑。
整体来看,商业银行围绕组织架构重构、信贷模式突破、数字技术赋能、直接融资扩容等多个维度,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助力科技金融发展。
在组织架构方面,多家银行持续构建专业化、垂直化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力争实现对科技资源集中区域的全覆盖。例如,中国银行成立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和24家一级分行科技金融中心,构建“总—分—支”科技金融多层次组织体系。建设银行于2025年5月份专门召开战略规划制定实施和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明确了全行科技金融体系化系统化推进工作方案。
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无抵押、研发周期长”的问题,银行业正加速从传统的“看过去、重抵押”向“看未来、重技术价值”转型,并推出定制化产品,创新授信模式。例如,中信银行针对科创企业特点,推出差异化授信方案,采取“标准化积分卡+分层审批”机制,引入“第四张报表”评估体系,重点考察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及市场前景。浦发银行通过“科技五力模型”评价体系、“科技金融雷达”等数字化工具,系统评估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力、团队研发力、股权竞争力、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
商业银行从“静态资产”到“动态能力”的评估转变,也标志着其自身风险管理手段的变革。目前,推进数字化变革、强化数智技术以提升风险管控效能,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课题。多家银行依托AI(人工智能)及智能化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精准管控金融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田轩看来,银行机构在授信、管理流程、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逻辑重构。授信逻辑从传统抵押依赖转向技术价值评估;借助AI原生架构与智能体协同,银行实现从客户画像、风险评估到贷后监控的全链条数字化;服务模式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如通过“股贷债保”联动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金支持。如此,以技术穿透力重塑金融生产力,使金融资源向技术价值倾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金融支撑。
在江浩然看来,这一系列创新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壁垒,更让银行真正成为科创企业发展的“金融伙伴”。
如果说上述授信模式的革新解决的是科技企业“从0到1”的生存问题,那么银行系“耐心资本”的加速入场,则正在为科技企业“从1到10”的跨越式发展注入更为关键的长期金融活水。
2025年,银行业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领域迎来扩容。2025年3月份,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设立AIC,为更多银行,尤其是头部股份制银行入场打开了通道。随后,邮储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获批设立AIC,这为银行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抓手。
从单一信贷到“股贷债保”联动,科技金融正迈向更深层次的生态协同。田轩认为,下一步,银行业需加快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专业化建设,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科技金融人才梯队建设,同时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实现从短期业绩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创造,真正实现金融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非银机构推动服务升级
如果说商业银行构筑了科技金融的信贷“底座”,那么非银机构则是推动服务升维的引擎。在银行夯实基础后,券商、保险及公募等机构通过差异化布局,致力于拆除融资壁垒,以更长周期的耐心资本,与银行共同构建良性生态。
2025年以来,券商、保险、公募、私募等非银机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金中介或单一投资渠道功能,而是通过“投资+投行+投研”联动、长周期资金投资、主题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创新及产业链深耕等模式,全面升级为科技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商”“长期战略股东”“价值发现者”与“产业生态连接器”,推动科技金融服务系统赋能。
田轩表示:“过去一年,非银机构在提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陪伴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方面展现出系统性创新。”这种创新的核心在于,各类机构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形成了与科技企业需求精准对接的差异化路径。
其中,券商充分发挥“投资+投行+投研”高效联动优势,持续提升业务“含科量”。田轩介绍:“券商深度参与科技企业从初创到上市、再融资、并购整合的全生命周期,构建多元化资本融通渠道,精准匹配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实践中,投资部门通过直投或设立基金进行早期布局,投行部门负责推进上市工作,研究部门则提供产业趋势研判与市值管理支持,形成“识别—培育—上市—陪伴”的接力式综合服务体系。
深圳市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隋建锋介绍,从券商角度来看,去年以来投行业务正在进一步前移,相较过往主要关注已股改或基本具备上市潜质的企业,近期券商已开始将服务触角向更早期的企业延伸。此外,券商也管理了部分母基金,进一步促进“硬科技”相关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发展。
保险机构则依托风险保障功能与长期资金优势,构建起“保障+投资+服务+生态”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具体而言,以科技保险为基础,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风险兜底;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久期长、稳定性强等特点,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基金、债权计划等方式,重点投向“硬科技”领域;推动风险管理从“事后理赔”向“事前预警、事中风控”转变,提升科技保险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参与国家与地方科创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共建科创生态。
公募基金通过产品创新,成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领域的重要“引流器”。2025年以来,科技主题ETF向细分领域纵深拓展,卫星通信、人形机器人等主题产品相继涌现,更精准地匹配投资者配置需求与科技产业融资需要。同时,公募基金的角色也已转向主动进行“价值发现”与资产配置引导,部分公募机构还将管理费与投资者的实际持有收益绑定,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对科技赛道的长期信心。
私募股权基金进一步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导向,深耕产业链布局,从财务投资者转向产业赋能者。通过资本注入、资源对接、管理提升等多维支持,助力科技企业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关键一跃”。
对于过去一年非银机构的创新实践,田轩将其概括为:“形成‘资金端长钱入市—投行端全周期赋能—产品端精准匹配’的良性生态闭环,显著增强了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能力。”
江浩然也深有同感。在他看来,非银机构的多元创新,让科技金融生态从“银行单元”走向“多元协同”,实现了金融资源与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精准匹配。
通过上述系统性创新与前瞻布局,非银机构正逐步构建起一个包容性强、覆盖面广、适配度高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市场化激励机制成关键
尽管各类金融机构正加速重构服务范式,但科技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与传统金融审慎逻辑之间的矛盾依然有待持续化解。
“科技创新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高、回报周期更长。研究认为,重大技术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平均年限超过15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当前,我国科技金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
田轩表示:“当前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的核心痛点是风险收益错配。‘硬科技’项目普遍存在技术不确定性高、商业化周期长、早期财务指标弱等特点,而当前主流风控体系仍高度依赖历史盈利、抵押担保与短期偿债能力,难以有效识别技术价值与成长潜力。”
江浩然进一步将痛点归纳为三大不对称:一是信息不对称,科创企业的技术价值、研发进度、市场前景等信息具有专业性、隐蔽性,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的技术评估能力,难以精准判断企业的真实价值和风险;二是风险收益不对称,“硬科技”企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而金融机构的资金具有短期性、逐利性的特点,长期投资的风险与短期的收益不匹配,导致部分金融机构不敢长期布局;三是供需不对称,不同发展阶段的“硬科技”企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同,而部分金融机构的服务产品呈现同质化,还需进一步建设分层分类的金融服务体系。
从一线业务角度出发,平安证券党委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敬东也深有感触:“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大、融资渠道有限等特点,对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存在较高要求。平安证券努力通过股权、债权等多元化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助力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
破解困局,关键在于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以制度创新释放金融机构服务动能。
就银行机构下一步发力方向,董希淼认为主要包括六方面:一是提高认识,从战略高度推进科技金融业务发展;二是强化信贷政策投向管理,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三是优化评价标准,探索支持科技型企业新方式;四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创新服务和产品模式;五是优化授信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六是打造全渠道生态链,扩大与证券、保险、创投、担保、园区等机构合作,构建科技金融“朋友圈”“生态圈”,强化对科技型企业资源导入和全面服务,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投资、支付、风控、咨询等多方面服务。
田轩则建议建立风险分层管理机制:对种子期企业采用“投贷联动”模式,以股权收益覆盖信贷风险;对成熟期企业则沿用传统信贷评估体系,重点关注现金流和偿债能力。针对知识产权估值这一“深水区”,他提出构建统一评估标准体系,推动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心,优化多元化知识产权估值方法,引入AI辅助估值模型与专家评议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估值配套机制。
江浩然认为,可由政府、银行、非银机构、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硬科技”企业融资业务的损失进行按比例补偿,同时推动保险、担保机构深度参与,降低金融机构的单一风险。
此外,在资金端,杨敬东结合平安证券的实践提出,应从发行上市环节进一步提升对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支持,对具备核心技术与发展潜力的企业优化上市安排,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差异化支持政策。同时,在债券市场推动长久期产品创新,通过提高质押率、完善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加大配置,有效降低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最后,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践,从机制创新到生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正朝着更专业、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随着政策协同增强、长期资本汇聚、服务模式成熟、风险屏障加固,资本“不敢投、不愿投、不会投”的困局将逐步破解,拆壁垒、育耐心、建生态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速成型,将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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