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赴港上市看“同股不同权”

    小米近日以“同股不同权”公司身份向香港交易所递交IPO招股书，6月底至7月初挂牌，随后考虑以CDR（中国预托证券）在内地上市。这将是港交所自4月30日《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发布生效以来，接受第一家赴港上市的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香港上市条件的放宽，势必将会吸引众多信息技术行业和生物科技行业的公司赴港上市。如果控制好风险将会达到多赢的局面，市场和投资人都将受益。在当年香港坚持“同股同权”政策，错失某公司在香港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上市后，港交所一直反思这一政策的后果。时至今日，香港放开对“同股不同权”的禁锢，可谓前景一片大好。某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赴港上市，也将给其他的新科技公司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那么，“同股不同权”在内地有可能实现吗？“同股不同权”将带来哪些问题呢？

    要想厘清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知晓“同股不同权”的含义。“同股不同权”又称双层股权结构，是指资本结构中包含两类或者多类代表不同投票权的普通股的架构。一般而言股权包括经济性权利和参与性权利两种，“同股不同权”主要体现在表决权的不同上，即允许创始人团队在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拥有较大的投票权。可以形象地理解为A系列股票1股=1投票权，B系列股票1股=10投票权，A系列股票一般给外部投资者，B系列股票一般被创始人团队或者管理层享有。保证创始人团队在不断融资的股权被稀释后，仍然对公司保有充分的控制力。这样公司创始人便能更专心地投入公司的运营决策，同时基于实业角度也将更为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假如外部投资者话语权较大的话，可能会对长远投资引发的短期大量现金流出比较敏感，迫使公司采取短视的战略来变现，从而不利于公司发展。面对今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等新科技公司，往往需要在短期实现多轮融资，所以同股不同权成为了越来越多新科技公司的选择。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关于股份公司的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第四十二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列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在有限责任公司里出资可以与表决权不成比例，在实务操作中，我国法院也认可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做法。但是，由于我国公司申请在内地IPO上市时都必须转为股份有限公司，而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坚持适用“同股同权”的原则，所以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上，我国适用的仍是“同股同权”的原则。

    但是面对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如果固守“同股同权”模式，可能会造成众多的优质企业外流到境外上市。正如上文所说，“同股不同权”有其产生的必要性：首先，“同股不同权”可以保护创始股东，防止恶意收购；其次，“同股不同权”可以平衡股东类型与胜任能力不同的问题；第三，“同股不同权”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上述三点内容分奠定了“同股不同权”政策存在的根基。

    但是不可避免，“同股不同权”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首先，挑战了公司法领域的“同股同权”原则和股民民主原则，造成管理层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其次，产生监管难题，公司的重大决策不再需要征得大多数股东的同意，股东会的监督作用被极大削弱。

    综上，笔者认为，如果想要“同股不同权”在内地资本市场上落地，还需要有更加成熟的时机和土壤去孕育该政策。首先，内地需要更加成熟的约束机制，通过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管理层的决策；其次，市场投资者要更加成熟，有能力自主甄别公司，抵抗同股不同权带来的代理风险；最后，改进合伙人制度，增强团队优势，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