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控股券基诞生元年：内资机构将迎更复杂竞赛

    在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中，金融机构股权的“对外开放”成为了2018年的重头戏。

    一方面，外资控股证券公司的申请已经“箭在弦上”，除已经完成股权变更成为外资控股券商的瑞银证券外，摩根大通、野村证券设立境内控股券商的申请近期也已得到了监管层的反馈意见；另一方面合资公募基金的外资股东也在纷纷表露增持意愿。

    与此同时，登记备案更加市场化的私募机构也在纷纷入华。

    在业内人士看来，伴随着更多外资控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涌入，资本市场中的境外投资者占比将不断提高，而国内机构也将同更多国际化的展业方式、交易策略展开正面较量。

    外资券基汹涌

    在金融机构股权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下，券商、基金等证券经营机构控股权的外资化正在揭开大幕。

    早在去年底，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宣布，“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下称《外资办法》），并相应更新了券商设立审批等行政许可服务指南，删除了“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上市券商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自此之后，增持股权比例或发起设立其控股的证券公司，以及进一步增持合资公募机构中的持股比例以谋求控制权，就成为不少外资机构的选择。

    瑞银证券就在成为外资控股券商上开了头枪。

    11月27日，证监会核准中粮集团将其持有的瑞银证券14%股权转给瑞银集团，后者以51%的持股比例成为了瑞银证券的控股股东。

    另据证监会网站显示，截至12月9日，外资机构摩根大通与野村证券申请的其控股券商都已获得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距离其双双问世也更进一步。

    摩根大通亦曾表示，计划在监管允许的条件下会在未来数年内将持股比例增至100%。

    同样的案例还表现在合资现象更加普遍存在的公募领域。

    今年5月，摩根大通旗下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下称摩根资产）表示已与合作方及监管部门沟通，有意将其在上投摩根的持股比例增持至控股。不过，工商资料显示，目前摩根资产对上投摩根的持股比例仍为49%。

    事实上，外资机构通过公募业务进入标准化投资领域的溯源由来已久。

    记者根据数据统计发现，截至12月21日，合资公募基金多达41家，而其中外资控股比例达到顶格49%的多达14家。

    但另一方面，在此前外资在公募机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的历史规定下，泰达荷银、金元比联、纽银梅隆西部基金以及道富基金等不少合资公募机构曾因股东内耗、企业文化、组织人事等问题发生冲突，而引发外资股东的退潮；而如今控股比例松绑的政策下，这一僵局也将得到改变。

    “海外公募基金发展较为成熟，所以也更有兴趣进入这一领域。”12月21日，一家合资公募机构人士表示。“过去因为持股比例问题，外资股东的地位更弱势，新规则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

    “道富这些年一直和监管层有沟通，如果有机会能更深入地参与国内基金业，公司有强烈兴趣。”一位接近道富基金人士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合资公募机构的外资股东均有进一步增持其所持股份制控股的可能性。

    “公募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比较早的，而且监管环境也较为透明，不排除这些合资公募机构的外资股东均有进一步控股的可能。”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认为。

    更复杂的竞争

    除持牌机构外，采用更加市场化的登记备案方式管理的私募机构则有更多外资机构已经涉足。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以来共有29家外商独资私募机构诞生，合计注册资本达4.65亿元，其中包括桥水、施罗德投资、贝莱德等国际知名机构。

    机构控股权的对外开放，可能只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在业内人士看来，伴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投资标的、资金互通机制不断增多后，外资控股机构可能将在国内证券基金市场占有更大的主动权。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可能会包含三部分，一是证券经营机构的开放，二是资金的开放，三是投资品种的开放。”上海一家上市券商资管负责人表示，“机构控股权逐渐放开后，境外资金和证券品种依托更多互联互通机制进入国内的速度也会加快，而届时这些外资机构将表现出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浸染海外市场多年，具有充足的国际化投资经验。”

    “外资控股机构出现后，业务的国际化特征也将更加明显，在投行领域，包括CDR等国际化业务有可能成为这些机构抢食的标的；在交易、资产管理领域，更多海外策略也将纷纷入华。”上述资管负责人表示，“可以预见的是，内资机构将迎来更加复杂的竞争环境。”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外资机构大举入华也有可能出现本土文化的水土不服问题。

    “虽然政策鼓励外资控股机构出现，但未来这些机构外资化后，能否在组织架构、经营管理、业务开展上尽可能地适应国内市场的投资文化、政策文化仍然需要观察，如何高效地和国内的投资者、政府部门打交道可能并非这些机构所擅长。”前述非银金融分析师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