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盛基金乔培涛：坚定看好高端制造的未来

    “未来5年，高端制造是一条投资回报确凿的可贯穿多年的配置主线”，长盛基金乔培涛表示，他对于高端制造领域的充分信心，源于中国具备的三条鲜明的优势：人才红利、雄厚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

    1961年，“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代表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其他非企业学习积累、家庭或个人的就业迁徙所获得的各种素质的总和。高素质人才是企业采用先进制造技术生产制造与先进管理技术管理的前提。

    乔培涛解读称，先进制造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经过先进制造技术改造升级后的生产传统工业品的企业，但无论哪一种企业都要求采用先进制造技术。这种技术往往跨专业、学科交叉，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制造业企业采用该种制造技术需要员工的理解与掌握，这就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合我国国情看，尽管以人口数量为代表的第一类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代表的第二类人口红利的潜力丰富。为了避免人口红利枯竭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应通过效率改善、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手段来充分挖掘第二类人口红利。”乔培涛表示。

    2000年至2016年，我国共培养了超过7500万名高校毕业生，而这个数据还在以每年超过700万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还将有超过7000万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高校毕业生资源，届时将有超过数以亿计的工程师分布于社会各个岗位，这就是所谓“工程师红利”。

    乔培涛分析道：“固定资产投资在实物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最主要的，其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

    首先，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对于固定资产的购买可以形成有效需求。有效需求能够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引起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社会总产出的增长带动经济的繁荣，处于经济社会中的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就更容易销售掉。

    其次，一国或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在于建立新兴部门。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装备，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铁路、公路与机场。采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可以提高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降低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外部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再次，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往往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针对不同的产业政策，一国或地区政府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加以限制，比如当前我国政府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工业结构，提高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比重，就会向先进制造业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先进制造业的先进性体现在技术的先进性，包括使用先进的制造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制造具有先进性的工业产品。先进制造业获得先进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企业自主研发，通常以研究与开发（R&D）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乔培涛表示，我们向国外进行技术引进的方式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一些发达国家明令禁止本国先进技术转让给其它国家，甚至连先进技术制造的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限制。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R&D活动是跨国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方式之一，企业通过牢牢控制R&D环节，维持其长期垄断优势。国际上通常使用一国R&D的投入所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该国的科技投入水平。

    乔培涛表示：“发达国家的R&D占GDP比重一般在2%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则为1.6%左右。一般来说，R&D投入占GDP比重在由1%上升到2%的阶段是R&D投入的快速增长期，也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我国正处在此高速发展期，之后R&D投入占GDP比重在2%左右的水平则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据此，他从国家竞争力角度，将具备高增长潜力，同时产业容纳空间足够大的高端制造业板块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行业板块，包括高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5G；第二类是有望实现“弯道超车”的板块，包括泛半导体（集成电路、OLED等）、工程机械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