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税”争议背后的深层逻辑

    袁传玺

    十余年前，苹果把“围墙花园”写进商业模式的核心：硬件筑墙、系统上锁、支付抽成。这套封闭逻辑曾让iPhone成为智能手机行业的“利润高原”，也让App Store坐收30%的“过路费”。

    如今，同一套逻辑在中国遭遇正面阻击——55名普通消费者联名递交的《举报信》，不仅把苹果推向聚光灯下，更撕开了“全球最贵佣金”背后的制度裂缝。

    市场会厌倦高墙，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但真正的转折点往往来自规则之变。2025年，多个国家或地区相继以判决、罚款或立法形式把苹果佣金压至最低0%，但是中国市场仍在执行30%的“全球最高价”。疑问也随之而来，这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提到的“不公平高价”？

    苹果或许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过去18个月内，该公司在美国被裁定允许外链支付，在欧盟开放侧载与第三方商店，在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地陆续降低费率，却唯独对中国市场“按兵不动”。这种选择性让步，表面看是商业选择，实则是一种两难处境——一旦中国市场费率下调，其全球收入池将瞬间缩水；若坚持不降价，又难逃“价格歧视”指控。

    若监管部门立案，苹果或将面临提交全球成本结构、区域差异、合同模板等核心信息的强制义务。

    更深一层看，“苹果税”争议绝非简单的价格高低之争。iOS系统占据中国高端用户半壁江山，却长期游离于本土支付、分发体系之外，高额佣金最终通过App内购涨价转嫁给消费者，间接抑制了国产内容与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开放第三方支付与应用商店，表面是费率下调，实质是把选择权还给市场，让价格回归竞争。

    高墙终会倒塌，花园终将开放。对于苹果来说，不如主动把中国市场做成全球费率改革的样板间——用更低的佣金、更开放的支付、更透明的治理，换取更大的用户基数与更持久的品牌信任。毕竟，在硬件增长见顶的时代，服务收入才是苹果的下一增长曲线；而服务收入的可持续，只能建立在监管合规与用户信任的双重底座之上。

（编辑 才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