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就是产能和产品，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是技术、资本、劳动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合。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去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如果要提高质量、提升效益，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六新供给
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即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制度必须火力全开，这些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而其中的新制度则是创新发生和效率提高的重要环境保障。
1、首先是制造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2、其次是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这块主要就是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的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等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互联网+”确实对传统行业的改造非常有效果，效率有明显提升，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实惠。“互联网+”最终的模式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BAT确实崛起了，但传统的百货公司、商业地产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关键是新供给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这种供给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3、最后是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
制度改革是核心
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广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其结果必然是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
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财税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有望出现。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第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第三，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期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土地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这六个方面就形成新的供给的主要内容。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