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在下半年将加大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要确保稳定今年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央确定执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少人认为，财政政策将在扶持基建方面更有作为，因为这样不仅能够帮助稳定经济，本身也是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重要部分之一。种种迹象也显示，地方对于刺激基建有很高的热情。今年7月份以来，已有13省区市发布的重大工程和重点工程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完成投资达到34175.27亿元。
毋庸讳言，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投资，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在近几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时，也是防止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的“缓冲垫”。实际上，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表现，就与基础设施建设维持较高强度有关。2018年以来，在降低债务、防范风险的大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全然不同的环境，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3%，增速比今年1-5月份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2.1和13.8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增长放缓、有效投资不足，决定了仍有必要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基建投资。事实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许多补短板的地方，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基础设施也需要补充、完善，比如城市管网、海绵城市等。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不宜将积极、宽松的宏观政策导向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城镇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放慢速度了。在中国实际经济环境中，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铁公基”，其他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有投资，但由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大，所以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率，在关键时刻“保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铁公基”。
有鉴于此，以下几个问题须引起重视。
首先，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目前中央仍然把防控债务和金融风险放在首位，对地方债务实行终身追责，这种背景下，基层地方对执行积极财政政策似乎信心不足。更何况，当前，地方经济普遍面临着发展困境，在资源方面，主要是缺钱，缺土地空间，缺好的企业；在手段方面，主要是缺融资渠道；在人才方面，城市化背景下大家都在抢人，很多基层地方人才奇缺、劳动力短缺。
其次，政府要控制基建投资的规模，合理布局基建投资的分布，最好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程度“因地施策”，梯次推进基建为好，并应该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搞基建。此外，需要高度关注基建投资的负债方式和负债规模，如果债务扩张太大太快，风险也会迅速累积。
最后，基建投资会占用资源，而中国的经济转型也需要有大量资源来配合，也要求资源使用方式的转型。有鉴于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发力补短板的领域，比如科技创新、环保生态以及社会人力智力投资、医疗、扶贫等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相关投资需求体量巨大。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融资效率和投融资风险问题，反映出政府投资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