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 曾苦恼于处罚金额低起不到威慑作用

    ■本报两会报道组 张志伟 左永刚

    “我在证监会工作时对处罚金额上限问题也很苦恼，因为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金额很小，起不到威慑作用，违法违规成本比较低。”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3月2日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

    在政协经济组驻地北京会议中心，一改前一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轻描淡写”，肖钢对证券市场的一些热点都一一表达了较为详细的看法。

    谈及注册制改革时，肖钢称，“注册制改革是整个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但同时注册制改革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施，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改革过程必然需要有一个过渡。”

    他表示，不能马上实施注册制，并不意味着现行的股票发行核准制就不能加以改进和创新。“我觉得还是要改革发行制度，因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改革开放，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开放。”

    “在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阶段，发行制度仍会不断进行完善、向前推进。”肖钢表示，之所以改革发行制度，是因为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结构仍不完善，多数是一些传统公司。现在一些新型科技企业往往主要业务都在国内却在国外上市，这些企业的红利被外国投资者所分享，但要强调的是，外国投资者也承担了企业失败的苦果，成功企业是在一批失败企业基础上成功的。

    谈及资本市场支持“独角兽”企业上市，他表示：“这是核准制度的一个创新。过去股票发行制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最早是搞额度制度，然后有一个通道制，后来发展到核准制。”

    在谈及从严监管时，肖钢主动提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他表示，资本市场需要从严监管。“当时监管上还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对杠杆融资，对整个的高杠杆投机我们的监督力度很不够，而且协调的很不够，所以现在加强从严监管市场，这是建立一个有效市场监管的必须手段和措施。”

    对行政处罚金额上限是否要提高，肖钢称，“在证监会工作时对此也很苦恼，因为相关法律规定的处罚金额很小，起不到威慑作用，违法违规成本比较低。在下一次修法过程中，要提高处罚金额。对于不同性质、不同违规、不同违法程度应该有所区别，让监管部门有一个度量的权限。由于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因此对于欺诈应狠狠地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