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2020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速有望达6.1%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经济增速能否“破6”的问题引发了较多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当前经济形势和2020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定调，宏观调控已有清晰方向。结合当前实际，应该如何规划才能在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以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社会正屏息以待。

    新年伊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发布2020年第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由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颜色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执笔。报告对2020年GDP增速进行了预测，并对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力量作了分析。

    证券时报记者就报告内容及当前宏观经济的热点话题专访了刘俏，聆听他对于GDP增速、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的看法。

    GDP增速需至少达5.92%

    才能满足翻番要求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速的讨论较为热烈，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速不能“破6”，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及经济增速问题？

    刘俏：预计2020年GDP增长目标或设定在6.0%，而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1%。首先，上修GDP数据影响有限。因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GDP修订幅度最小；而且，前三次经济普查均上调了当年第二产业规模，但本次普查下调2018年第二产业GDP规模1166亿元，第二产业“挤水分”或抵消对第三产业查漏补缺的影响。

    考虑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后，2020年GDP增速需在5.9%~6.0%。三经普对2009~2013年每年实际GDP增速的平均修订幅度为0.11%。基于此，四经普对实际GDP的修订幅度将更小：若假设2014~2018年每年实际GDP增速均上调0.04%，则2020年GDP增速需至少达到5.92%才能满足翻番要求，所以我们认为政府目标会设定在6.0%左右。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对2020年经济工作的诸多信号，且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提法，尤其是宏观政策方面有一些新调整。您认为有哪些点需要特别关注？

    刘俏：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去年相比，在总基调上强化了“系统论”、“全局观念”、“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对于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观点从强化变为科学稳健把握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同时考虑稳增长和通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提法由改善变为疏通，目标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的财政政策由加力提效变为提质增效，并且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体现了落实优质项目和完善前期成果的方针。地产政策大基调不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及因城施策，并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

    供给侧改革方面，2020年要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完成GDP翻番目标。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标志去杠杆告一段落，而且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体现稳增长的底线是防风险。

    基建投资增速望达6.5%左右

    证券时报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由“加力提效”变为“提质增效”，当前我国财政收支压力情况如何？主要是基于何种考虑？预计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俏：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减税政策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使我国税收增速明显回落，而财政支出刚性不减，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增加。目前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远超年初估计的2万亿元。截至2019年11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3.8%，增幅同比回落3.0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难度较大。

    大规模减税降费给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带来减收压力，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下降0.4%，与名义GDP增速的裂口差创下新高。财政支出方面，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6463亿元，增长7.7%，高于收入增幅3.9个百分点。而我国对脱贫、“三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以及社保、教育、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的投入只增不减，加大了收支平衡的压力。

    综合来看，2020年赤字率将小幅提升至3%，赤字规模或将增长4000亿~5000亿元，整体规模将介于3.16万亿~3.27万亿元。实施新预算法以来，中央和地方赤字占比一直较为稳定，分别占2/3和1/3左右，预计2020年这一赤字结构仍将延续。预计地方赤字破1万亿元，中央赤字破2万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提质增效”有哪些着力点？

    刘俏：未来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抓手仍为地方政府专项债。2019年9月4日，国务院提前下达了2020年专项债新增额度。但是由于项目储备不足，该额度并未发放，因此今年初专项债发放额度将会大幅超过去年，预计2020年专项债限额在2.8万亿~3万亿元，同时若今年经济下行超预期，存在年中增加专项债限额的可能。

    虽然今年为“十三五”收官之年，但是由于从去年7月开始中央就一直强调储备一批大项目，因此预计今年便会有部分已准备好的战略性项目提前落地，专项债规模扩张叠加专项债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政策的影响，其对基建投资的撬动作用将显著加强，对经济拉动作用或于今年二季度开始见效。

    此外，基建投资将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具体而言，一是以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为指导，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基建项目建设，同时加大对城乡公路网络、国际港口枢纽、城市停车场、物流系统等领域的投入。二是5G、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新基建”。三是城市改造和农村改造的短板领域投资，推进城镇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完善水电气路光纤及电梯等配套设施和养老托幼等生活服务设施。四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海南和沿长江经济带等地的城市群城市带的建设。随着专项债规模扩张，叠加重大项目资本金下调的政策影响，预计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撬动的基建投资将达1.57万亿~1.75万亿元，2020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达到6.5%左右。

    货币宽松信号将更强烈

    证券时报记者：货币政策方面您认为会有哪些调整？

    刘俏：2020年央行货币政策风格或将有所转换，稳增长信号也将更加明确。2019年央行面临“两难”局面，即通胀压力和稳增长，因此货币政策虽然进行了适度宽松，但信号并不明确。2020年货币政策支持稳增长的重心将更加明确，货币宽松信号也将更加强烈。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到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定调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经济下行与通胀压力并存下，根据实际需要适度调节。另一方面，对于通胀，由于结构性通胀扩散能力有限，预计物价虽然在今年上半年仍会维持高位，但下半年有望回落，因此为货币政策风格的调整提供了空间。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今年或降准2~3次，预计全年降准150bp。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流动性的表述仍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对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提出要求，要“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另外，国常会上总理进一步明确提出2020年要实现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再降0.5个百分点，加之我国中小银行风险上行，均为央行进一步降准提出了要求。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因此仍有较大降准空间。此外，今年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发力点为专项债，规模较大，货币政策需要通过降准来保障流动性充裕，从而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因此，我们预计在今年1月进行一次降准后，央行视经济情况而定可能再降准1~2次，预计全年降准150bp。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贷款基础利率（LPR）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更大规模的存量贷款“换锚”也将正式启动，您如何看待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刘俏：去年我国利率市场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年央行将力争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之一即推动新增与存量贷款与LPR挂钩，尤其是房贷，从而打破协同行为带来的贷款利率隐形下限，真正反映融资成本。我们预计2020年为了推动大量的存量房贷与LPR挂钩，5年期LPR利率有望跟随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行。未来央行将不断强化以MLF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逐步将MLF操作常态化和规范化，做到每月月中操作且只做一次。2020年央行或有4~5次MLF降息，约每季度下调一次MLF利率，每次下降5个基点左右，总体有望下调20~30个基点。

    同时，央行将取消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有助于强化MLF利率市场地位。我们预计在80%左右的存量贷款应用LPR报价之后即有可能取消贷款基准利率，而存款基准利率将长期保留。

    创造出“TFP较高增速”奇迹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升级”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存在很多挑战，您认为从中长期看，主要有哪些障碍？

    刘俏：中长期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目前，农业对GDP的贡献约为7%，但农业占用了27%的劳动力。2035年，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将不超过4%，因此在未来16年中，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将重新配置，必然面临艰巨的挑战。此外，还有迎面而来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23%，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将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进而对产业造成冲击，同时会影响我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跨越这些障碍？有哪些利好因素？

    刘俏：中国经济能否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尤为重要。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但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其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16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能否继续提高，取决于能否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及如何有效释放新动能。

    我们认为，中国在推动TFP增长过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力量。首先，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进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TFP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将推动TFP增长。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在关键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可能。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技术外，“制度改革”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能形成制度红利空间，创造出“TFP较高增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