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落户限制的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供给

    在国家发改委6月17日召开的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今年是新型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重点要推进四方面工作，其中第一项是着力抓好重点人群落户，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孟玮提到的重点人群有五类，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人口，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4月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可以看出，所谓“着力抓好重点人群落户”，是指在I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而在超大特大城市落户仍然会有限制。但除了北京、上海，在超大特大城市落户的渠道也在增加，限制在放宽，在积分落户政策之外，很多城市推出了人才引进政策。

    目前，对于落户的政策，是既有限制，也有鼓励，整体的趋势是从限制转向鼓励，近年步伐明显加快。

    政策从限制转向鼓励，不只发生在户籍制度。生育政策也是如此，之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2015年开始则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现在出现了鼓励生育的倾向。在汽车消费领域，前几年一些城市实施限购，今年则有鼓励政策出台，一些城市的限购有所放松。一个领域的政策从限制转向鼓励，往往意味着供给从“短缺”转变为“过剩”，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于是，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放松限制、加强鼓励来提振需求。

    放宽落户限制，有一部分原因是拉动消费及经济的增长。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9.58%，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7年为65.45%）。而2018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城镇户籍人口的消费需求大于无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更大于乡村人口。因此，提高我国的城镇化率，尤其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可以增加消费需求，以及购房需求。

    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以拉动GDP增长为目标，放宽落户限制应该以便利群众落户为依归。但不可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些地方政府放宽落户限制的重要动力，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城市以引进人才为名，拉动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对于落户是限制还是鼓励，一些地方政府是有利益考量的。同样，群众对于落户与否，也要考虑到对自己是否有利。以前农民希望获得城市户籍，是因为城市户籍对应着一些福利（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保、养老、就业等；而现在很多农民对落户中小城市意愿不足，是因为城市户籍对应的福利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而附着在土地上的利益增加了。

    舆论一直呼吁户籍制度改革，但近年才取得一些突破。原因之一是以前为户籍人口提供福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负担，现在这种负担相对而言减轻了，而户籍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了。对于福利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放宽落户限制是利益大于负担；而在福利水平更高的超大特大城市，则只能向部分购买力强群体放宽落户限制。

    一个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越高，人民群众落户的意愿就越强。但一些地方政府更重视落户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改善公共服务不够重视，有的降低公共服务的标准支出做准备。这样的城镇化不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会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在放宽落户限制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这样的城镇化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